美小企业主:我最近哭泣次数很多
当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汹涌,当沿海工厂的订单量开始缩水,如何打破“产品过剩-收入下降-消费萎缩”的恶性循环,已成迫在眉睫的问题。
历史总是惊人相似。1930年美国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将2万多种商品关税提高至60%,直接导致全球贸易规模从600亿美元暴跌至200亿美元,各国被迫筑起贸易壁垒,最终成为大萧条的催化剂。
如今的局面虽未及当年惨烈,却已显现出类似苗头:2024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新增关税壁垒措施同比增加30%,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关税税率维持在25%,
导致2025年一季度我国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2%,长三角某家电企业负责人坦言:“原本出口美国的微波炉生产线,现在开工率只剩40%。”
这种连锁反应正在重塑全球经贸格局。当美国试图通过关税缩减贸易逆差,必然导致其他国家贸易收入受损。
2024年全球贸易逆差国数量同比增加25%,巴西、墨西哥等国的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飙升至45%,倒逼各国效仿美国提高进口关税。
世界贸易组织预警,若这种“以邻为壑”的政策持续,2025年全球贸易量可能回落至2019年水平,相当于蒸发10万亿美元的市场空间。
首当其冲的是沿海外贸企业。广东某玩具厂老板展示的订单表触目惊心:
2024年四季度美国订单量同比减少60%,为维持运转不得不将出口转内销,同款芭比娃娃从FOB价8美元降至国内零售价59元,利润却从1.5美元跌至0.3美元。
这种“赔本赚吆喝”的背后,是产能过剩的现实压力——2025年一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75.2%,纺织、家具等行业库存周转天数超过90天,相当于每100元产值就有30元压在仓库里。
消费者预期的恶化加剧了市场低迷。汽车市场的价格混战最具代表性:某德系品牌2024年三次降价促销,中级车均价降幅达15%,
但终端销量反而下滑10%,经销商坦言:“消费者都在等下一次降价,持币观望情绪浓厚。”
这种心态蔓延至整个消费市场,2025年一季度居民储蓄率攀升至38%,创10年新高,而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突破2000亿元,显示老百姓正在“勒紧裤腰带”。
面对困局,传统的“降准降息+消费券”组合拳显得力不从心。
2024年全国发放消费券超800亿元,却仅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.2%,边际效应较2020年下降60%。
某三线城市商务局官员透露:“我们发的消费券70%流向了餐饮和日用品,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真金白银来还房贷、付孩子学费。”
症结在于政策逻辑的错位:过去依靠信贷扩张刺激消费,本质是“透支未来收入”,但现在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63.5%,接近美国次贷危机前水平,继续加杠杆空间有限。
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“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”,释放出政策转向信号。事实上,直接增加居民收入早有国际先例:
2020年美国通过《CARES法案》,向每位成年人发放1200美元现金,拉动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增长5.6%;
新加坡每年实施“现金补助计划”,将财政盈余的10%直接发放给国民,2024年人均获得3000新元,消费提振效果显著。
当务之急是建立“收入-消费”的正向循环。
首先,政策工具要从“大水漫灌”转向“精准滴灌”:
2025年财政预算中,安排1.5万亿元用于居民直接补贴,包括失业补助金标准提高30%、育儿补贴覆盖2000万家庭、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上调5%。
这些措施看似“花钱”,实则是“投资”——据测算,每1元居民收入增加可带动1.8元的消费支出。
其次,要重塑企业与员工的利益联结。
浙江试点“共富型薪酬制度”,要求年产值亿元以上企业将10%的利润用于员工薪酬增长,2024年试点企业员工平均工资增长8%,其所在园区消费额同步增长12%。
这种“企业让利-员工增收-消费回升”的模式,比单纯的税收减免更能直接激活内需。
站在2025年的十字路口,我们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逻辑转换:从依赖“生产-出口”的外循环,转向依靠“收入-消费”的内循环。
这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,而是需要税制改革、分配机制、社会保障等多维度的协同发力。
当沿海工厂的机器声不再依赖海外订单,当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敢花钱,才能真正抵御国际贸易的惊涛骇浪。
关税战或许是一场危机,但更应成为倒逼改革的契机——让经济发展的成果,真正转化为老百姓口袋里的“真金白银”,这才是破解困局的终极答案。



